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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母亲又常常感到,好像这些人都是故意在互相鼓舞,故意做出激昂慷慨的样子,好像每个人都想向同志们证明,真理对于自己比对其他人更为接近、更为可贵;别人听了不服,也来证明真理对自己是更接近,于是开始了激烈而粗暴的争论。母亲觉得,他们每人都想压倒别人。这种情形使她不安并难受起来,她动着眉,用哀求的眼光望着大家,心里想:
“他们已经忘记巴沙和其他同志了……”
母亲总是紧张地着这样的争论,她虽然听不太懂,可是却千方百计地探求着言语背后的感情。她能看出,在工人区里讲起“善”的时候,是把它当做了一个整体,这儿呢,却是将一切打碎,而且打处十分零碎;工人区里的人们有着更深、更强烈的感情,而这儿的思想却是很锐利的,有着将一切都剖开的力量;这儿更多的是谈论着破旧的事物。因为这种缘故,母亲深感巴威尔和安德烈的话对她更亲切,使她更容易了解……
母亲还注意到,每逢有工人来访的时候,——尼古拉总是变得特别随便,脸上露出温和的样子,说话和平常完全不同,既不像是粗鲁,又不像是轻率。
“这一定是为了使工人能够听懂他说的话!”母亲推测。
可是,这种推测并不能使她安心。她不难看出,来的工人也很放不开,好像心里受着拘束,不像他跟母亲,跟一个普通妇女谈话那样容易而随便。有一天,尼古拉出去之后,母亲对一个年轻人说:
“你为什么这样拘谨?好像小孩子要受考试似的……”
那个人咧开嘴大笑起来。
“到了不习惯的地方,虾也会变成红色的……到底不是自己的弟兄嘛……”
有时莎馨卡也跑了来,但她从来都不长时间地逗留。她说起话来总是一本正经的样子,连笑也不笑。每次临走的时候,她总是向母亲询问:
“巴威尔·米哈依洛维奇怎么样——他身体好吗?”
“嗳,托您的福!”母亲回答。“没事,他很快活!”
“替我问候他!”姑娘说完就了。
有时候,母亲向她诉苦说,巴威尔被拘留了许久,还不曾决定出审判的日子。莎馨卡了就锁住眉头,一声不响,她的指头却不由自主地抖动起。
尼洛夫娜时时感到内心有一种愿望要对她说:
“好孩子,我知道你在爱她……”
可是她却不敢把这话说出口——这位姑娘的严肃的面貌、紧闭的嘴唇,以及事务般的枯燥的谈话,好像在预先拒绝这样的爱抚。
母亲只好叹着气,无言地握着她伸出来的手,想:
“我可怜的……”
有一次,娜塔莎来了。她看见母亲非常高兴,抱住了她吻了又吻,然后突然轻轻地说:
“我的妈妈死了,死了,怪可怜的!……”
她摇了摇头,很麻利地擦了眼泪,接着说道:
“我很是舍不得我的妈妈,她还不到五十岁呢,应该还多活上几年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,死了反而可以清静安逸些了。她总是一个人在那儿,谁也不去理他,谁也不需要她,一天到晚只怕挨我父亲的骂。这样也算是生活吗?人活着谁都指望过好日子,可是我的妈妈除了受气之外,什么指望都没有……”
“娜塔莎,您说得对!”母亲想了一,说道:“人活着都是指望有好日子过,要是没有指望——那还算什么生活呢?”母亲和蔼亲热地抚摸着姑娘的手,关切地问她:“你现在只有一个人?”
“一个人!”娜塔莎轻快地回答。
母亲沉默了一会儿,忽然满脸微笑地朝她说:
“不妨的!好人是不会孤零零地生活的,一定会有许多人跟着他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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