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面说的都是康熙年间对内对外硬方面的麻烦,但对内从中华民族诞生之日开始,便有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麻烦——黄河水患。明潘季驯所治理河患的故事还历历在目,治河地区的潘公祠也如同武侯祠一样,在人们心中有所重量。

其实黄河并不是一个有感性的思维实体,也并非存心与中国人作难。它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穿过了宁夏和内蒙古沙漠,还有经过黄土高坡带来了大量的泥沙和黄土;另一方面就是到达了孟津以后那么地势相对平坦,水流不快,泥沙沉积下来,越来越厚,河床也越来越高,只能“改道”。

自东汉以后,治理河患的越来越多的河道官僚中的糊涂蛋,摒弃了大禹治水的“疏、浚、导、引”的四字方针,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去用因治水无果的鲧的办法,非要去筑堤来堵。而“改道”也就成了小规模、象征性的改一改罢了。

堤坝修筑的越来越高,这样就让黄河的若干个“泽”全被隔绝,最为可怕的是下流的若干分水口也被堵了,这样那么多黄河之水往哪走呢?怎么能不“发火”呢?

康熙继位的时候,当时的黄河所走的路是和今天的地图上黄河不一样的。从顺治朝到康熙初年的时候,黄河决口的事情一直不断绝于河道的奏章中,其中康熙九年四月的时候那一次,尤其厉害,淮安、扬州两府各县(要知道现如今的黄河是不走这边的)的土地被淹的所剩无几,要知道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大国,农业明发达,农民以土地为最主要的收入甚至唯一收入,没有收入的时候,佃农还需要交税给地主,最后只能成为逃难的难民,在没有吃的时候,只能是“民大饥,皆相食”。

既然有了水患,就治理呗。当时的河道总督叫王光裕,用的方法是头疼医头,脚疼医脚,搞了七八年之久,毫无功效,相信这七八年的时间里,民众是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的。

康熙十六年二月,王光裕被免职,即位河道总督的是靳辅。他是汉军镶黄旗的人,曾经担任过安徽巡抚,本来他对治河没有什么研究,但为人处事稳扎稳打,想要把黄河治理好,并且物色到了一个浙江钱塘人陈潢。

靳辅从康熙十六年治河到了康熙二十七年,十一年的时间里,还是完成了不少的工程的。

首先,他在淮阴以东的黄河两岸,修筑了建筑的堤坝,一直造到了距离海岸的只有二十里的地方。

其次,他加强了加强淮阴以西的堤坝,让水能够更为集中,更加有力的去冲刷河床的泥沙,这样以后,黄河获得了淮河的助力,居然能够冲刷掉自身积累的泥沙,奔流到海不复回。

再然后,他知道运河关系到了国家的漕运,不应该长时间因为黄河的问题而中断,他除了修筑运河的闸口以外,还花费了很多的银子去加开了一段新河,称为“中河”。在这项工程完成了以后,漕运也开始畅通了起来。

最后,为了保护黄河周边各县的农田,防止再次溢出来黄河的洪水,修筑了许多的“减水坝”,在堤下开了若干个小口,可以在方便的时候放水,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保护农田,甚至还可以在农田缺水的时候,给农田灌溉。

以上四项着实是了不起的成就,但此时,朝中直隶巡抚汉军旗于成龙反对他,说他用钱太多,说“中河”并不能通行船只,说“减水坝”会造成以后的决口(这着实是有罪推定了),总之,就是说他的治理方法不合理不正确。

康熙无奈之下,将靳辅召回北京,在康熙二十七年三月让他和于成龙等在宫里的乾清门当面辩论,康熙亲自主持他们的这场辩论会。

靳辅的办法虽然很对,但辩论却失败了,原因呢不是他不会说话,而是于成龙在北京这地界比他更有人附和。

靳辅被无辜免职,他的智囊陈潢也在押解北京的途中逝世了。康熙任命一个叫王新命作河道总督,一事无成,三年后被免职。康熙这个时候又想到了靳辅,靳辅无可奈何之下,只好又来治河,干了几个月就积劳而死。

康熙让于成龙试试,也是看看他是不是只会嘴皮子,于成龙就很聪明,当时辩论的时候嘴上说了一堆妙法,结果真的上阵的时候,又用的全是靳辅的主意,把事情做的还算妥帖,康熙也就不说他什么了,在康熙三十九年,于成龙死在了任上。

后续的治水工程,在康熙四十七年大功告成。黄河倒也懂事的很,不再害民,一直到了咸丰六年,它绕过了淮河和运河,改道而走,在去山东入海,一直到了今天黄河的模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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